【溯源甘肃】章草宗师——索靖

【溯源甘肃】

章草宗师——索靖

《出师颂》 索靖作品

《月仪帖》 索靖作品

索靖与敦煌有不解之缘，曾于莫高窟留下“仙岩寺”题壁，图为莫高窟九层楼。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史志林 张旭

索靖，西晋时期的书法巨匠。他以独特的章草艺术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索靖既是敦煌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乱世中文人命运的缩影。今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重新探寻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轨迹与艺术成就。

　　一

敦煌，这颗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更是孕育文化巨匠的沃土。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期的敦煌已是“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国际商埠，到了西晋时期更发展为拥有三万余户、十余万人口的西北重镇。公元239年，索靖出生于敦煌郡龙勒县（今甘肃敦煌）的一个世宦家族。其父索湛曾任北地太守，家族自汉武帝时期从河北巨鹿迁至敦煌，累世为官，是当地有名的大族。索氏家族在敦煌经营数代，不仅政治上颇有影响力，还建有私人藏书楼，收藏了大量儒家经典和书法碑帖。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为少年索靖提供了独特的学习环境。这里既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会处，也是儒家经典与佛教艺术相互影响的前沿地带。据《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耆旧记》记载，当时的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

少年索靖已显露出过人天赋，《晋书》记载他“有逸群之量”，博览经史，兼通谶纬之学，他与同乡氾衷、张甝、索紾、索永一同前往洛阳太学学习，因才华耀眼而被称为“敦煌五龙”。在洛阳期间，索靖结识了名士傅玄和张华，虽仅一面之交，这些当世名流都愿意与他深交，可见其人格魅力与学识修养非同寻常。在太学期间，索靖深入钻研经史典籍，尤其擅长《诗经》《尚书》和《春秋》。与此同时，他的书法技艺继续精进，潜心研究章草艺术。当时的洛阳作为西晋都城，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文化资源和艺术珍品，这为索靖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索靖的仕途始于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他在对策考试中名列前茅，最初被拜为驸马都尉，后出任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同郡人太子仆张勃特地上表，认为索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晋武帝采纳此建议，擢升他为尚书郎。在尚书台，索靖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等才俊同朝为官，这些才俊都对索靖的学识与才华十分钦服。索靖书法艺术的成就也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他与尚书令卫瓘都以善草书知名，被时人誉为“一台二妙”。相较而言，“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后人评价更指出：“瓘得伯英（张芝字）筋，靖得伯英肉”，认为卫瓘得到了张芝书法的筋骨，而索靖则得到了张芝书法的血肉。

索靖的书法渊源深厚，他是“草圣”张芝姐姐之孙，学书于张芝弟子韦诞，算是张芝再传弟子，这种师承关系使他得以深入理解张芝书法的精髓。索靖专精章草，这是一种介于隶书和草书之间的书体，起源于汉代军事文牍的急就书写，章草的特点是“务简而便”，比隶书自由简便，但又保留了隶书的波磔特点。

索靖对自己的书法十分自信，自名“银钩虿尾”，形容其书法的钩、挑等上挑笔法如银钩和蝎尾般刚劲有力。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价索靖的书法：“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唐人张怀瓘也在《书断》中赞叹其书“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索靖与张芝的书法各有千秋：“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这表明索靖在书法的韵味和姿态上甚至超越了“草圣”张芝。

　　二

索靖不仅是书法实践大家，也是书法理论家。他所作的《草书状》（又称《草书势》），被后人誉为“书论中的兰亭序”。在这篇赋体书论中，索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草书的艺术美，《草书状》以赋体写成，开篇即言：“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表明书法源于自然，成于人文的基本观点，文中特别强调“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的创作理念，主张在遵循法度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突破。最引人注目的是索靖提出的“银钩虿尾”说：“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蟉，或往或还。”这一比喻既描述了章草笔画的形态特征，也揭示了书法艺术动静相生的美学本质。索靖将自然之美融入书法描述：以“驾驭烈马、海水扬波”形容草书的雄浑强劲和舒展潇洒；以“芝草、葡萄、棠棣”总括各种风格的书法艺术；以“玄熊对踞，飞燕差池”状其对称平衡，欹侧参次。在草书技法上，他用“骇龙反踞、凌鱼奋尾”指出用笔要无往不收，执笔要豪迈有力，这些观点至今仍对书法学习有指导意义。

西晋王朝后期，政局动荡，内乱频发。索靖不仅是一位文人书法家，还具有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他曾出任雁门太守、酒泉太守等职，后拜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肜的左司马，曾屯兵粟邑，击败西戎反叛军队。

索靖有先识远量，预知天下将乱，《晋书》记载他曾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感叹：“会见汝在荆棘中耳！”这便是成语“铜驼荆棘”的由来，象征着国家沦亡后的残破景象。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篡位，索靖响应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以左卫将军身份讨伐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因功被加职散骑常侍，转任后将军。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间王司马颙举兵进攻洛阳，索靖被任命为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率领雍、秦、凉三州兵与司马颙军交战。虽然大破敌军，但年过花甲的索靖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不治而亡，终年六十五岁。朝廷先后追赠他为太常、司空，封安乐亭侯，谥号“庄”。

　　三

索靖的书法作品流传后世的有《出师颂》《月仪帖》《急就章》等。《月仪帖》是索靖章草的代表作，今仅见刻本，共104行。《月仪帖》的章草特征明显：笔画简练而富有弹性，结体严谨而气韵流动，在规矩中见自由，在古朴中显灵动。每个字的笔画间既有隶书的波磔之美，又有草书的连贯之势，真正实现了“银钩虿尾”的艺术效果。这些特征与卫恒《四体书势》中对索靖书法的描述高度一致：“撮略杼轴，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厉逸。”唐朝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评价：“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况，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犹夫聂政、相如，千载凛凛，为不亡矣。”这种艺术成就使索靖的书法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索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代欧阳询平生最重法度，不肯轻易推许古人。一次，他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竟卧于碑下，朝夕摩掌，不忍离去。据说欧阳询在碑前观摩了三天两夜，才领会了碑文书法的精髓。宋代苏轼曾言：“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将索靖与王羲之、王献之、张芝等书法大家相提并论，可见其艺术地位之崇高。索靖还是北派书法的鼻祖，王僧虔评价索靖章草“银钩虿尾”，其书法气势险峻，飞动健劲，笔法方折尖刻，变化多端，雄武凌厉，遒劲有力。

索靖不仅以书法名世，还是一位多产学者。他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辨理阴阳气运；还撰有《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可惜这些著作现已失传。在中国文化史上，索靖是甘肃书论的开山之人，他的《草书状》是甘肃书论的开山之篇，也是魏晋时期为数极少的书法理论之一。索靖身上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书学内涵，他提出“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从“科斗鸟篆，类物象形”，到“睿哲变通，意巧滋生”，进而“损之隶草，以崇简易”，以资草书产生和发展。索靖有五个儿子：鲠、绻、璆、聿、綝，都举秀才，他对最小的儿子索綝评价最高，认为他是“廊庙之才，非简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污吾儿也”。后来索綝官至黄门侍郎，出参征西军事，转长安令，在官有称，证实了索靖的识人之明。

　　四

近年来，俄藏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月仪帖》残本逐渐成为书法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这五件唐代草书残片虽残缺不全，却以其清晰可辨的章草笔法，为我们追溯索靖书风、理解魏晋至唐代书体演变提供了珍贵线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残片的发现，不仅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信度，更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章草发展的关键时期——西晋。

《月仪帖》作为古代“书仪”类文本，按月编排书信范文，流行于汉魏至唐五代。西晋索靖所书《月仪帖》原迹虽已不存，但其内容与风格通过刻帖流传。敦煌发现的这些墨迹临本，不仅与传世刻帖内容一致，笔势也高度吻合，尤其在笔锋映带、波磔处理上更为清晰。这一发现，使我们得以更直观地理解索靖书法的本来面貌，同时也为探讨当时书坛的总体风貌提供了契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索靖与卫瓘并称“一台二妙”的艺坛佳话显得尤为引人注目。索靖承袭张芝、韦诞一脉，书风规整雄健，笔力遒劲，自喻“银钩虿尾”，突出波挑之势，结构严谨而富于节奏；卫瓘则在其基础上创“草稿体”，笔势向下“纵引”，更显流便灵动。二人虽同出一源，却风格各异，分别代表了章草发展中“守正”与“创新”两条路径，共同构成了西晋书坛的丰富景观。

这种艺术上的分野，实则反映了章草书体自身的演变历程。从汉代的“隶草”到魏晋的规范书体，章草经历了一个从实用书写到艺术表现的升华过程。出土汉简中的自由书写，展现的是章草原生状态的勃勃生机；而《月仪帖》所呈现的程式化特征，则标志着这一书体已臻成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索靖的章草作品在保持古法的同时，已然展现出唐代章草的某些特征，这为我们理解书体演变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例证。

关于章草在魏晋之后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其逐渐式微，至元代才得复兴。然而，敦煌与吐鲁番文献中发现的唐代章草写本，如《佛遗教经》《瑜伽论手记》等，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章草在唐代僧侣与写经生中仍保持着传承脉络。这一发现不仅修正了既往的书法史认知，更将敦煌文献的价值从单纯的文本保存拓展到了书体流传的实物见证。

纵观敦煌《月仪帖》残本的书法史意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别书家的艺术成就，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书体演变史。这些残破的纸片，如同历史的碎片，拼凑出从魏晋到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索靖与卫瓘的艺术实践，章草的流变与传承，都在这些敦煌遗墨中得到了具体而微的呈现，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书法艺术生生不息的发展脉络。

　　五

索靖的人生故事充满了戏剧性的对比：他既是优雅的书法家，又是勇猛的将军；既是敏锐的政治预言家，又是忠诚的朝臣。这种多面性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真实。在艺术上，索靖追求“银钩虿尾”的力度与美感；在人生中，他展现了“铜驼荆棘”的忧患与担当。这种艺术与人生的双重追求，使索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

当我们今天站在索靖的书法作品前，不仅能欣赏到千年之前的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一个文化巨人在乱世中坚守的尊严与品格，他的书法不仅是笔墨的艺术，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动荡的时代中，以文化的韧性守护着文明的薪火。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是索靖书法艺术永恒魅力的最好证明。[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能力提升项目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兰州大学文科振兴计划B类团队项目、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