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千年卧佛的隔空对话——“我”在张掖大佛寺修文物

与千年卧佛的隔空对话

——“我”在张掖大佛寺修文物

记者 王钰

讲述人：张掖大佛寺文物研究所古籍保护修复中心主任赵烑丽

清晨，第一缕薄光穿过西夏国寺古老的檐角，洒在那方“无上正觉”的匾额上。我跨进殿门，身长34.5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像安然横陈，右手托腮，似睡非睡。殿壁之上，诸天礼佛图与《西游记》故事壁画五彩斑斓，将游人缓缓引入一个肃穆而神秘的世界。而我脚下这片土地，目睹过西夏的烟云，见证过隋炀帝的“万国博览会”上二十七国使臣云集，也听过明朝的梵音。

这尊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的巨佛，已在祁连山下静卧了九个世纪；而我——赵烑丽，张掖大佛寺文物研究所古籍保护修复中心的一名修复人员，不过是这九百年光阴里，一个恰好停留在这里修补“时光”的匠人。

大佛寺是有记忆的，而且这记忆是沉甸甸的。在它的藏经阁里，安睡着全国最完整的明代初刻初印本《永乐北藏》6000余卷，还有那部由钦差镇守太监王贵集甘州名士恭录供奉的明代泥金银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些经卷，是大佛寺的“魂”。我的工作，就是替这座塞上名刹打理它的“记忆”，每天与万卷经藏里的西夏遗韵、明代《北藏》和金银书《大般若经》相伴，与千年前的文明轻声对话。

这座千年古寺，不仅是西夏的皇家寺院，更承载了元、明、清三朝的荣光：元世祖忽必烈诞生于此，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此驻足流连。寺内珍藏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万余卷汉、西夏、藏文经籍，是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文化遗珠；那尊木胎泥塑卧佛，更是西夏工匠留给后世的绝代神工。脚下是无数前人走过的砖石，指尖拂过的是历代人触摸过的经卷。这种感觉很奇妙——你分明活在当下，却又仿佛站在时间的交汇点上，听得见历史的回响。

我从小喜欢绘画、木刻，大学选择了相关专业。毕业那年，张掖大佛寺恰好招聘相关人员：故乡、大佛寺、修复——这三个词撞在一起，像宿命般严丝合缝。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不久后被录取。每次坐到工作台前，修复灯一开，世界就缩小了。身边是成摞的古籍经卷，书页脆得像秋天的落叶，轻轻一碰，纸屑就簌簌往下掉。虫蛀的窟窿眼儿密密麻麻，霉斑把字迹吞掉了一大半，有些地方脆化成碎片，像被烧过的蝶翼。我们的工作，就是用最温柔的手艺，把这些“濒危病人”一个一个救回来。

古籍修复工作单调吗？确实单调。常常清晨迎着朝阳上班，晚上披着月色回家，日复一日在灯光下重复相似的流程，一天下来腰酸背疼、眼花腕沉。但工作也绝不单一，每一页古籍的病害种类和情况都各不相同：虫蛀、霉变、撕裂、脆化……每一件文物都有自己的“病史”。我们要用精密试纸检测纸张酸碱度，从上百种补纸中精心选配最接近原纸的年代与帘纹，再根据情况采用点补、镶补、托补、溜口、纸浆浇补等手法，让古籍真正实现“修旧如旧、最小干预”。

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古籍修复、字画装裱、金石传拓、雕版印刷四大板块齐头并进；依托甘肃省古籍修复技艺传习点，参与《北藏》等珍贵经籍的预防性保护与数字化项目；开发系列文创与雕版刷印体验，把大佛寺的文化符号变成可带走的记忆；面向市民常年开展民间纸质藏品免费修复公益活动……这些让我真切感到：我修的不只是纸，是一段段有温度的家族记忆，是活着的历史。为了让这门手艺传下去，我们还与河西学院共建实训研学基地，每年都有学生来此上手体验——看他们笨拙地捏着镊子，小心翼翼补第一片古纸的样子，我就想起当年的自己，心中那簇名为热爱的火苗，始终支撑着我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所幸，卒获有所闻。

自中心开展修复工作以来，我们团队已修复清代及民国字画20余幅、清代佛经10卷、民国中药方4册、清代领条1册，装裱现代字画100余幅，刷印雕版印刷品1000余张，修复公益性纸质类藏品30余幅。未来，我们还想把文物保护、人才培养、文创开发、公益服务、研学活动全链条打通，配合大佛寺正在推进的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与沉浸式数字展厅建设，让封存在夹墙内的《北藏》被世人看见，让九百年前的木胎泥塑卧佛继续微笑，让丝路文脉在一页页经卷的重生中绵延不息，把“大佛寺”这个牌子擦得更亮。

夕阳沉入寺墙，我收拾好案上的工具。路过大殿，暮色中的卧佛依旧侧身而卧，右手托腮，他卧着，把慈悲守了一千多年；我坐着，把掉落的文字一粒粒捡回来，他等信仰长存，我等时间缝合——说到底，皆是不舍岁月把好东西带走。

踏着满地碎金般的夕光出了寺门，檐角的铃铛被风轻轻摇响，修复好的经卷成了与千年卧佛隔空对话的注脚，我与大佛寺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