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陇东地区的先周农耕文化

【溯源甘肃】

陇东地区的先周农耕文化

庆阳周祖陵景区的周不窋之陵

本报特约撰稿人 邓佳惠 史志林

周文化确立了以农耕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重农思想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先周文化”这一概念由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提出，指西周建立之前，周部落创造和发展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先周文化为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历史是从担任后稷的农官——“弃”开始的，“弃”在邰地（今陕西武功）带领周人初步建立起农业根基。经过数代后，因夏王室衰微，周人先祖不窋失掉了这个官职而奔走于戎狄之间。

　一

《括地志》载：“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先祖公刘、不窋居此，古西戎地。”戎狄之间包括陇东的庆阳地区。不窋的后代公刘又迁往豳州并在此复修后稷之业，从事耕种，使出行的人有了盘缠，定居的人有了储备，民众也都因此获益，周道之兴自此始。又经历了几代，到了古公亶父时期，为了避免与戎狄战争，古公带领周人离开豳州前往岐下（今陕西岐山），摒弃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并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体制。古公的继任者是西伯，即文王，他与周武王一同努力，最终翦商建周。

历史学上的先周文化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弃至不窋窜于戎狄之间为第一阶段；不窋至古公亶父迁岐为第二阶段；古公亶父至武王灭商为第三阶段。先周文化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由公刘带领下在豳州发展的阶段，且周道之兴自此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先周文化中有关“豳州”的探讨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议题之一。该问题自汉代以来即有讨论，至今仍存争议。学界主要形成了陕西说（彬州、旬邑一带）、甘肃陇东说（庆阳、宁县一带）、晋南说和多元说等多种说法，各有文献与考古依据。《汉书·地理志》载：“栒邑（今旬邑）有‘豳乡’，为‘公刘所都’；”杜佑《通典》载：“宁州，夏之季公刘之邑，春秋时戎地（义渠戎国），战国时属，秦始皇初为北地郡。”这两种记载形成了陕西说与甘肃陇东说的早期分野。20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提出“豳”“邠”是古今字，皆得名于汾水，认为豳地位于晋南，挑战了传统认知。20世纪中后期，考古学的介入推动了研究深化，历史学家徐旭生、考古学家苏秉琦等在泾渭流域的考古调查支撑陕西说，甘肃灵台白草坡、宁县石家等遗址的发掘则为甘肃陇东说提供实证，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碾子坡遗址被认定为是“南豳”相关遗存。21世纪以来，咸阳市旬邑县西头遗址大型城址、高等级墓葬及相关先周遗存的考古发现，结合长武碾子坡、宁县石家及遇村等泾河流域同期遗址的发掘成果，为豳地定位提供了新线索。促使多数学者转向多元说：认为豳地并非单一地点，而是一个包括陕西旬邑、彬州与甘肃宁县、正宁等泾河流域关键区域的文化圈。当前，尽管关于“豳州”的范围研究呈现文献、考古与多学科手段结合的趋势，尚未形成完全共识，但泾河流域为豳地核心分布区的认知已获普遍认可。无论如何，甘肃陇东是豳州的组成部分。

周人来到豳州是向戎狄区域迁移，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不窋所奔的戎狄，已在农业文化圈外，由后稷开始以至古公迁徙到岐下，周人大约是只能徘徊于农业文化圈边缘的一个集团。”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批驳，如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周人虽奔戎狄，但仍有定居邑聚，并未改变其固有的生活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学界对甘肃地区先周、两周的相关认识不断加深。而从《国语》《诗经》等早期文献的记载与考古实物的互证中，可以管窥先周、两周时期豳州的农耕技艺与文化。

《国语·周语》载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不窋率族定居于包括今庆阳市庆城县在内的戎狄之间，继承后稷“教民稼穑”之业，在马莲河流域开辟耕地，教民辨识土壤、种植五谷。而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乡南佐遗址、庆阳市合水县蒿嘴铺乡九站遗址等先周遗存发现的仰韶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农耕土层与简易农具，恰印证了这一时期农耕活动的萌芽。

不窋之子鞠（陶）进一步推动农耕文明的发展，《史记》载其为“鞠”，而庆阳地方志和民间多称其为“鞠陶”。有学者猜测他的名字后面加上“陶”大概是以“制陶”得名，而通过观察考古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正值红陶向烧制窑温需求更高的灰陶演变。庆阳地区的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也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

至公刘时期，陇东先周农耕迎来了规模化发展。《诗经·大雅·公刘》载：“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又：“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在这一时期，公刘率族从庆阳向南拓展至宁县、正宁一带。公刘通过观察日影确定方位，勘察地形阴阳与水源流向，将耕作区域从河流台地扩展至黄土塬区，并划分疆界、制定“彻田”税制，《毛传》释“彻田为粮，什一而税谓之彻”，使农耕生产走向组织化。“彻田为粮”粮税制度的建立，明确了族人各自的责任，有利于调动大家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使集体公共管理开支有了来源和积累，有利于推进周族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情况也有相当丰富的考古材料作为佐证：宁县石家及遇村遗址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与规整的聚落布局，表明周人已形成以农耕为核心的聚居村落，在遗址中出土的卜骨、青铜礼器与大量农具，也印证了《公刘》中“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军事护卫与“乃积乃仓”的粮食储备。

南佐遗址出土的炭化水稻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二

陇东先周农耕技术已颇有系统性，体现在生产工具的使用、灌溉施肥、作物选育等方面。工具方面，《七月》载：“取彼斧斨，以伐远扬”“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其中“斧斨”用于修剪桑枝，“耜”为曲柄起土农具，即耒耜。同时，应当还发展了“牛耕”的新型技术。《周礼·考工记》贾公彦疏云：“用牛耕故有两脚耜”，“两脚耜”应是为牛而设。考古发现，在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墓地等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有了驯化的黄牛骨骼出土。灌溉技术上，公刘“逝彼百泉”的记载表明周人注重利用天然水源，而庆阳宁县宇村遗址出土了“中生父鬲”，其颈部有铭文：“中父乍（作）井井孟宝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印证了《物原》所载“公刘作斝斗以提水灌溉”的凿井灌溉技术，这种技术使周人突破对河流的依赖，将农耕扩展至远离水源的塬地，也说明先周时期豳州区域已通过水井、沟渠建设基础输水网络。施肥技术虽无直接文献详述，但《公刘》“执豕于牢（猪圈）”与《七月》“言私其豵，献豜于公”的记载，结合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亭口镇碾子坡遗址出土的大量牛、马、羊、猪骨骼，可推断先周通过饲养家畜积累粪便改良土壤，至今庆阳民间仍将厕所称为“圂圈”，似乎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遗存。

农作物种类的丰富性是陇东地区先周农耕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七月》中记载了当时生产的黍、稷、禾、麻、菽、麦、葵、韭、瓜、枣、桑等作物，如“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葫）”“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这些农作物在考古遗存中也有发现：庆阳市宁县坳刘、新堡遗址出土的5000年—6000年前炭化禾谷，印证了稷的长期种植；碾子坡遗址的炭化高粱，与《七月》“九月叔苴”的耐旱作物记载相符；而多地先周遗址均发现陶纺轮、骨针、骨锥等纺织工具，其中九站遗址出土的骨针“针尖锋利、针孔细小”，符合缫丝纺织的工具特征，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的蚕桑活动相互印证，说明当时可能存在蚕桑活动，据此推测可能已出现“农桑互补”的生产形态。

陇东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先周时期的农耕并未完全排斥畜牧，而是形成“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七月》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这些描述通过狩猎获取毛皮以满足保暖需求，且在集体生活中通过家畜（猪）的分配以补充肉食，二者所获的毛皮、肉食，均为农耕生产的粮食之外维持生活、支撑社会需求的重要物资。也反映出狩猎和家畜饲养与农耕同时存在，且前者占比不低，碾子坡遗址出土的兽骨中，牛骨占比超半数，马、羊、猪骨数量亦多，结合《史记·货殖列传》“天水、陇西、北地……畜牧为天下饶”的后世记载可知，先周的畜牧业不仅为农耕提供肥料与畜力，还为服饰、祭祀提供物资。这种经济模式既适应了陇东“宜耕宜牧”的自然条件，也为周人积累了应对风险的能力：农耕保障粮食稳定，畜牧补充物资短缺，为后续周人迁岐、灭商提供了经济基础。从文献记载与考古证据来看，陇东先周农耕文化上承后稷之业，下开西周礼乐农耕的先河，其“相地宜、务耕种、重定居”的特点，不仅塑造了陇东地区的农业传统，更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为后续周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先周农耕文化为陇东地区带来了农本意识与重农思想的烙印。《汉书·地理志》云：“公刘处豳……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诗经》中有关周人豳地农事的记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陇东人。周祖居豳十余世，开疆拓土，辛勤作务，开启了北豳农耕、畜牧、蚕桑三业，给陇东祖辈注入了农本意义的基因和农事为天的文化底蕴，并渗透和贯穿到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千年来，周祖开启的农事、农耕、筑路、饲养、水利得以继承发展，对后世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重大。

陇东地区尤其是庆阳民歌、民谣、民谚、民间故事传说、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农本意识相当深厚。就手工农具“镰刀”而言，庆阳一般七口之家就有麦镰、草镰、夹镰、铁镰等14把之多，达人数的两倍。大户还拥有一镰数刃、立向而作的“大撒镰”。这种种类齐全、功能细微的高藏量和大密度，大概只有在周祖故土才有。还有像陇东的镢头，就有蛮镢、钎镢、刨镢、锄镢、斧镢、小蒜镢18种之多。以形体名、功能名、指向名者都有，且一般农户必备量多在10把之上，这在全国亦不多见。

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基，其与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四季农事节律相适应，孕育了中华民族“勤劳务实、重伦理秩序、安土重迁、集体协作”的民族性格；依赖土地的精耕细作催生了节俭坚韧的处事态度；宗族共同体的农耕协作强化了家庭伦理与集体意识，顺应自然的生产逻辑塑造了稳健内敛的价值取向。而陇东作为周祖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农耕文明通过文化濡化代代相传，更深度融入区域习俗：祭土祈年的传统、与节气紧密结合的春耕祭、秋收庆等农事礼仪延续至今，以杂粮种植为基础的喜好饸饹、黄馍馍的饮食习俗，适应黄土高原农耕生活的窑洞民居，强调耕读传家的民间教化，均彰显了农耕文明作为“文化基因”对当地生产生活、礼仪信仰与文化传承的深远塑造。

【本文系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2025-196）、兰州大学文科振兴计划B类团队项目（2025lzujbkyqm013）、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哲社专项课题（LZUAITGZX03）、甘肃省社科项目（2024ZX026、2023YB004）、中国国家博物馆项目（GBKX2024Y26）、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2025lzujbkyxs03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