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江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指出，当前我国居民身份证载有公民详细住址，若住址泄露，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同时，在酒店入住等大量非必要场景下，公民被要求出示或填写有住址的身份证件，导致敏感信息被各类机构收集、存储，也面临泄露与滥用的高风险。熊水龙呼吁，修订《居民身份证法》及相关法规，取消在居民身份证实体卡片上印刷“住址”信息的要求。
小小一张身份证，牵连着每个人的安全。身份证“去地址化”的建议一经报道，迅速在网络上收获大量共鸣。这个呼吁之所以引发共鸣，不在于建议本身有多新鲜，而在于它精准戳中了数字时代隐私保护的痛点。
生活中，掏出身份证，门牌号清清楚楚印在上面，这事儿大家早就习惯了。但习惯不等于合理，更不等于安全。无论住酒店还是办业务，身份证一亮，家庭住址就暴露在陌生人眼皮底下。由此引发的不安感，并非杞人忧天。住址泄露导致的骚扰、诈骗乃至人身威胁，现实中并不鲜见。
网友的共鸣还源于一个现实问题。如今人口流动频繁，身份证上的地址很多是几年前的老地址，甚至人早搬走了、房子也卖了，唯独这行字还印在证件上。在一些办事场景下，工作人员非要核对这个过时地址，反而要多费口舌解释。这个印上去的地址，证明不了“我住哪”，留着何用？
身份证“去地址化”的建议，还触碰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验证身份，到底需要多少信息？绝大多数需要查看身份证的场景，目的只有一个，即核对眼前这个人，是不是证件上这个人。姓名、照片、身份证号，加上如今普及的人脸识别，完全能够实现精准核验。住址信息在多数场合都是多余的，即使需要保留，精确到县区或者街道一级足够，门牌号等详细信息没有公开的必要。
这种“最小必要”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写得明明白白，但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却似乎常被“多收集点总没错”的惯性思维所取代。身份证作为国家法定证件，它的设计理念，应带头践行这个原则，而不是成为信息过度收集的起点。
事实上，现有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解决验证身份的问题。比如，把详细住址从卡片表面“请”进芯片里，需要时由公安等法定部门通过专用设备读取，既满足了户籍管理的必要需求，又避免了日常使用中的泄露、滥用风险。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增加身份证芯片的功能，比如遗失身份证可及时“挂失”、冻结权限等。
说到底，公众期待的不仅是一张卡片上少印几个字，而是生活里种种信息被滥用的风险能够降下来。技术发展到今天，完全有能力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并推动社会治理理念从“管理便利”向“权利保护”转变。
让身份证回归身份证明的本位，把住址还给隐私，是数字化时代隐私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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