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舞凉州 丝路回响
《唐·胡旋舞》剧照 郭一
刘娜
“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唐代诗人白居易一曲《霓裳羽衣歌》,不仅道出了对绝世乐舞的痴迷,更无意间为后世叩开了一扇通往盛唐乐舞殿堂的大门。那如梦似幻的《霓裳羽衣曲》与凉州——这片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紧密相连。据《新唐书》等典籍追索,此曲乃是唐玄宗融合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西域《婆罗门曲》,加以润色创作而成。一阕仙乐,半缕胡风,自此,凉州不再仅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边塞雄城,更成为中原与西域乐舞交融、互鉴、共生的文化熔炉。
当我们循着历史的余韵,触摸“乐舞凉州”这一文化命题,便是在聆听一部由驼铃、鼓点、丝弦与长袖交织而成的宏伟史诗。从《隋书·音乐志》所载“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到唐代宫廷将西凉乐正式列入燕乐体系,凉州乐舞的发展轨迹,清晰勾勒出一条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脉络。它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精神气质的艺术呈现。我们试图通过探寻其渊源、演变与价值,在千年回响中,找寻那份连接古今、启迪未来的文化力量。
一
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南倚祁连,北临大漠,自古便是“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战略要冲,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见证了“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商贸盛况,也汇聚了四方而来的艺术清泉。
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凉州“地接四郡,襟带西蕃”的开放格局。中原的礼乐典章、诗书儒雅,伴随着屯田的士卒、戍边的文人、往来的商贾,在此落地生根。与此同时,西域乃至更远的中亚、印度、波斯等地的“胡乐”“胡舞”“胡器”,也随着驼队、使团、僧侣,如潮水般涌入。《后汉书》载,东汉时凉州已是“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吸纳与滋生提供了丰沃土壤。至魏晋南北朝,中原板荡,“五凉”政权(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先后据守河西,使得这片土地在乱世中成为相对安宁之所。大量中原士族与精通“清商旧乐”的乐工避乱西迁,将汉魏以来的正统乐舞精华带入凉州。于是,中原雅韵与西域胡风,在凉州这片土地上不期而遇,开始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碰撞、渗透与融合。
这种融合是深刻而全面的。在音乐体系上,传统的汉族五声音阶,与西域传入的复杂乐律(如龟兹音乐家苏祗婆所传“五旦七声”)在此交汇碰撞,催生了新的音乐理论与表现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当时音乐的调式色彩与表现张力,为后来隋唐燕乐二十八调的体系化奠定了基础。唐代宫廷燕乐中至关重要的“胡部新声”,其最初的酝酿与成型,凉州功不可没。在乐器组合上,凉州成了一个空前繁华的东西方乐器陈列馆与实验场:中原的钟、磬、琴、瑟,散发着金石之音的庄重与丝竹之韵的幽雅;西域的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筚篥、羯鼓,则带来了鸾铃般清脆、激昂的弹拨与节奏鲜明的打击。古人诗云:“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生动描绘了凉州乐曲演出时,龟兹乐风被完美吸纳并奏响的震撼场景,各种音色竞相绽放,如万壑争流。
因此,凉州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因缘际会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引力场”和“艺术反应堆”。它既是中原礼乐文明西传的“加油站”,守护并延续了华夏正声的脉息;更是西域乃至西方乐舞艺术东渐的“翻译站”与“改造工坊”,对异域元素进行筛选、消化与重塑。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双向角色,使凉州得以超越地理意义上的“通道”,升华为文化意义上的“源头”之一。别具一格的“西凉乐”(又称“西凉伎”)在此孕育成熟,它“变龟兹声为之”,却形成了“最为闲雅”的独特品格,为即将到来的隋唐盛世乐舞的巅峰,预先熔铸了一块关键基石。
莫高窟第98窟壁画中的乐器和器物
二
在凉州文化熔炉中锻造出的“西凉乐”,隋唐时被正式列为宫廷“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之一,与龟兹乐、天竺乐、高昌乐等并列,其风格被《旧唐书·音乐志》概括为“最为闲雅”。这种“闲雅”,恰恰体现了其融合的至高境界——不是生硬拼凑,而是异质元素经过化合后产生的一种新颖、和谐、典雅的美学风范。
凉州乐舞的魅力,首先直观体现在其“胡汉合璧”的视觉与听觉呈现上。从服饰上看,舞者“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这身装扮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文化交流史:高髻、玉钗是中原贵族女子华美头饰的典型,体现了精湛的丝绸工艺与审美趣味,而“白大口袴”则是西域游牧民族便于骑射与舞蹈的服装形制,兼具实用性与洒脱之风。两者结合,既雍容华贵,又便于舞姿舒展。从乐器组合观之,其编制更为壮观:“乐用钟一架,磬一架,弹筝一,搊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箫一,筚篥一,小筚篥一,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齐鼓一,担鼓一,铜拔一,贝一”。这份清单几乎是一部微缩的东西方乐器史:钟、磬、筝、笙、箫代表中原雅乐的金石丝竹体系,音色庄严清越;而多种琵琶、箜篌、筚篥、各类鼓及铜拔、贝(法螺)则充满了西域风情,音色丰富多变,节奏感强烈。它们被精心编排,共同鸣响,营造出既庄重典雅,又丰富多彩的宏大音响世界,正所谓“金石丝竹,铿锵和鸣;胡汉交融,气象万千”。
《霓裳羽衣曲》集中体现了凉州乐舞融汇创新的精髓:在音乐结构上,它创造性地采用了“散序—中序—曲破”的宏大三部式。散序部分器乐独奏与合奏交替,节奏自由,如云起雪飞,营造出空灵飘逸的仙境氛围;中序入拍,歌声起,舞姿渐现,“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动作舒缓而富有韵律;至“曲破”段,节奏骤然转急,繁音促节,“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舞蹈也变得急速奔放,将西域乐舞的激烈与热情推向高潮。在舞蹈形态上,它既吸收了西域舞蹈(如胡旋舞)令人目眩的旋转技巧与奔放活力,又牢牢植根于中原传统美学,融入了道家的浪漫意境与汉族舞蹈柔美飘逸、讲究“S”形曲线与“三道弯”体态的造型美感。舞者身披虹裳霞帔,佩璎珞,戴步摇冠,在腾挪旋转与静态造型之间,营造出“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的虚幻仙境。
《霓裳羽衣曲》不仅是艺术杰作,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符号。其血脉中流淌的凉州基因,则雄辩地证明,融合与创新,往往正孕育于文明交汇的前沿地带。凉州乐舞淬炼出的“闲雅”而丰沛、兼容而创新的美学气质,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国乐舞史乃至中华文明史的华章之中。
《西凉乐舞》剧照 郝生元
三
凉州乐舞的卓越影响力,远未止步于长安的宫廷殿阁。它如同投入水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沿着丝绸之路和王朝的驿道强劲辐射,深度参与了中华乐舞艺术面貌的塑造。
它深刻浸润了隋唐乃至后世中国的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唐代许多著名乐舞,如以地为名的《凉州》《甘州》大曲,以风格著称的《胡旋舞》《胡腾舞》等,或直接源自凉州地区,或深深浸染了经由凉州消化转译后的西域乐舞风貌。白居易笔下那“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的胡旋女,其迅疾如风的旋转技艺与奔放洒脱的表演风格,其风尚源头正与凉州紧密相关。这些乐舞不仅风行于市井街巷,也登堂入室,成为士大夫阶层宴饮交际时的常见节目,融入了唐代社会生活的肌理。
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凉州乐舞不仅贡献了具体的乐曲、舞姿和形式,更沉淀并传递出一种超越时代、可贵的文化精神内核:
凉州乐舞展现了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凉州乐舞从诞生到繁荣,本身就是对不同文明艺术元素主动寻求、欣然接纳、巧妙融合的成果,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固有基因与强大生命力。
凉州乐舞体现了刚柔并济的辩证美学。西凉乐舞成功地将西域乐舞的刚健明快、节奏铿锵(突出表现在各类鼓的运用和急促的旋律上),与中原乐舞的含蓄婉转、气韵悠长(体现于笙、箫等乐器的线性旋律和舞蹈的内在韵律)融为一体。这种美学上的辩证统一,使其艺术表现力极为宽广:既能抒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边塞苍凉与豪情,也能勾勒“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意境与缥缈,满足了多层次审美需求。
凉州乐舞表现了生生不息的融合创造力。凉州乐舞的历史,是一部动态的、阶梯式的“再创造”史:从吸收、改造龟兹乐到形成独具特色的西凉乐,它清晰地揭示,真正的文化传承绝非僵化的保存,而是在深刻理解文化根系基础上的持续转化与创新表达。这种创造力,是文明保持活力的核心源泉。
天梯山石窟雪景 姜爱平
四
千年时光流逝,凉州乐舞所承载的文化基因与艺术精神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生机从未断绝。
凉州乐舞赋能地方文化建设与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将凉州乐舞的研究、复原、创编与这些静态的旅游资源有机、深度结合,可以开拓全新的文化体验维度。例如,在博物馆或景区核心区域,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交互性的凉州乐舞体验空间,让游客“穿越”至唐代凉州,置身于一场辉煌的宴乐之中;系统开发融合乐舞元素、设计精巧、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系列。让“静止”的文物通过乐舞“活”起来,让“古老”的艺术借助科技“动”起来,能极大提升文旅产业的文化厚度、体验深度与情感温度,推动地方经济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
凉州乐舞滋养了当代艺术创作。它所蕴含的独特艺术语汇、结构智慧和融合创新的美学精神,是当代舞蹈、音乐、戏剧、影视乃至时尚设计取之不尽的灵感宝库。从经典舞剧、话剧再到诸多现代舞蹈作品对传统舞蹈肢体语言的重新发现与现代表达,其成功背后均有凉州乐舞所代表的融合传统在闪耀。在美育层面,将凉州乐舞的精彩故事、美学原理、经典形象转化为中小学及高校艺术教育的素材,或通过文化讲座、工作坊、新媒体产品进行社会普及,能够有效丰富公众的审美视野,提升大众的艺术素养。
穿越厚重的时空帷幕,凉州乐舞向我们生动展示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让我们悉心聆听那穿越千年的生命律动,汲古启今,继续传承万里传响、美美与共的永恒翩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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