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微短剧成为非遗传播新载体，但流量逻辑导致的去地方化倾向削弱了非遗文化根基。本文从媒介地理学视角探讨非遗微短剧如何通过回归“地方”实现公共记忆建构。研究发现，通过叙事主体在地化重构、文化场景真实性营造，微短剧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可共享的公共记忆；通过激活地方记忆、扩展区域认同、呈现文化多样性，实现从地方到国家的多层次文化空间再造。非遗微短剧在保持地方文化特质基础上，以数字化传播推动公共记忆的生成与流通，在地方认同与国家叙事间建立有机联系，为非遗活态传承开辟了从地方记忆到公共文化的转化路径。
微短剧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传播形态，在“微短剧+非遗”的融合发展中承担着建构公共记忆、重塑文化空间的关键使命。非遗的地方性是公共记忆生成的原点和文化空间再造的基础。然而，在流量经济和算法推荐主导下，非遗面临从地方记忆到公共记忆转化的双重挑战：如何保持记忆的地方性根基，如何将私密的地方记忆转化为共享的公共记忆。探究非遗微短剧如何通过回归“地方”实现公共记忆建构与文化空间再造，对理解数字媒介语境下公共文化的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笔者以媒介地理学为理论视角，结合记忆研究、公共传播学理论，分析典型非遗微短剧案例。研究发现，非遗微短剧通过“在地化叙事主体”激活地方记忆的自主表达，以“真实性场景营造”提供记忆感知框架，借助“数字化传播机制”实现地方记忆向公共记忆转化。这一过程将分散的个体记忆整合为共享的集体记忆，推动符号消费向文化参与转化，实现了从社区记忆空间到区域认同空间再到国家文化空间的多层次文化空间再造，为数字时代公共文化形成开辟了新的可能。
一、微短剧语境下非遗地方性的消解与回归
地方性是非遗公共记忆建构的基础。微短剧为地方记忆向公共记忆转化提供了技术可能，但流量逻辑和算法推荐导致的去地方化倾向，使文化记忆的独特性让位于传播的普适性。回归地方不是退守封闭，而是在保持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实现记忆的公共化转换，让地方记忆成为公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非遗地方性的多维表征与传播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定地域文化的结晶，其地方性构成了理解和阐释非遗价值的核心维度。地方性并非单纯的地理区位概念，而是地域环境、历史传承与文化记忆交织形成的意义系统。从地域环境来看，非遗的生成与特定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查干湖冬捕依托于松嫩平原的寒地湖泊生态，景德镇陶瓷技艺得益于高岭土的独特材质，蟳埔女簪花习俗源于闽南沿海的渔村生活。这些技艺不仅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是人与环境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历史传承赋予非遗以时间的厚度，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族群迁徙、朝代更替、技术演进的历史印记。满族剪纸记录着白山黑水间的萨满文化，苏绣针法中蕴含着江南文人的审美追求。文化记忆则将个体经验与集体认同紧密相连，节庆仪式、技艺口诀、神话传说共同编织着地方的精神图景，使非遗成为“活着的记忆”。
然而在微短剧的传播语境中，非遗的地方性表征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流量经济的逻辑驱动下，创作者倾向于提取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元素进行展示，将复杂的技艺过程简化为几个标志性动作，将深厚的文化内涵压缩为煽情的故事情节。从播放数据来看，非遗题材微短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获得高播放量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弱化地方特色、强化普适性情感的内容。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去地方化倾向，平台偏好具有普适性情感诉求的内容，导致创作者刻意回避地方性的独特表达。
这种去地方化的传播困境不仅表现在内容生产层面，更体现在受众接受过程中。《中国微短剧精品化发展研究报告（2025）》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中国微短剧用户已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634.3亿元。但年轻观众通过碎片化的短视频了解非遗，却难以建立起对其所属地方文化体系的整体认知。当非遗被抽离出地方性的意义框架，其文化传承的根基便失去了依托。地方性的消解使非遗在获得更广泛传播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内核被掏空的危险。
2．回归地方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诉求。面对非遗地方性消解的困境，回归地方不仅是对文化本真性的追寻，更是激活非遗生命力的必然选择。非遗的生命力源于其与地方社会的有机互动，地方性构成了非遗真实性的根本保障。非遗的真实性并非静态的原生态保存，而是在特定地方语境中的活态延续。景德镇陶瓷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它始终扎根于当地的瓷土资源、工匠群体和消费市场，形成了从原料开采到技艺传承再到产品流通的完整生态链。当非遗脱离其原生地方场域，技艺可能得以复制，但支撑其存续的社会网络、文化认同和经济基础却难以移植。只有对技艺、场景、传承人进行“深描”，才能破解非遗“地方性消逝”困境。这种深描不是对表象的机械记录，而是对地方文化肌理的深度挖掘。
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地方认同建构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了内生动力。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深刻了解，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在微短剧语境中，地方认同的建构需要超越简单的符号展示，转向文化主体性的觉醒。蟳埔女簪花习俗的成功传播案例表明，当地方成为文化表达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展示对象时，非遗才能焕发出强大的感召力。这种认同不是怀旧式的文化乡愁，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对地方文化价值的再发现与再肯定。通过微短剧的传播，原本局限于地方的文化认同得以扩展，吸引更多人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传承中来。
在地化路径选择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关键策略。在地化并非故步自封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在尊重地方文化逻辑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苏州的缂丝技艺通过《一梦枕星河》等微短剧作品，既保持了江南文化的审美特质，又通过现代叙事语言拓展了受众群体。这种在地化实践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技艺层面强调在原产地保持核心工艺的完整传承，确保非遗的技术基因不被稀释。社会层面注重培育本地传承人群体，通过学徒制、家族传承、社区教育等方式维系技艺的代际传递。文化层面则通过节庆活动、仪式展演、日常实践等形式，将非遗融入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化空间的形成离不开地方性的深度参与，只有当非遗真正成为地方社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标识时，其保护传承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二、非遗微短剧的地方性表达策略
地方性表达策略是地方记忆向公共记忆转化的关键路径。公共记忆建构需在保持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叙事策略实现公共化转换。非遗微短剧通过重新配置叙事权力、重构文化场景，激活地方文化内生力量，让传承人从记忆载体转变为记忆建构者。通过叙事主体和文化场景的双重在地化，守护记忆的地方性根基，为公共记忆生成提供文化土壤。
1．叙事主体的在地化重构。文化的理解需要内部视角的参与。非遗传承人在微短剧创作中的主体地位重构，标志着非遗形象呈现方式从“他者凝视”向“自我表达”的根本性转变。当传承人成为叙事主体，非遗的呈现便从浅层的技艺展示深化为文化逻辑阐释。传统影视创作往往将非遗传承人作为拍摄对象，其文化实践被外来者的镜头语言所诠释。而在新的创作理念中，传承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叙事赋权。《别人家的孩子之小红豆与小狮子》采用非遗传承人本色出演的方式，让粤剧和醒狮传承人直接参与表演，以儿童视角展现艺术精髓。这种创作模式让传承人从被动的展示对象转变为主动的文化诠释者。
传承人角色的转型映射出数字时代文化传播主体性的重要变革。微短剧中的传承人形象不再是刻板的技艺守护者，而是面临现实困境的立体人物。《琉璃奇缘》以博山琉璃行业百年发展史为背景，第三代传承人李云舟与意大利琉璃艺术家马可的技艺交锋，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创新的碰撞。《老盔有了新主人》中的新生代戏曲主播叶小跳面临戏院即将被毁的困境，以“拆迁危机”为起笔，通过新生代与老匠人之间的传承与坚守实现戏曲的文化破圈。这些传承人形象都体现了从技艺保存者向文化创新者的身份转换。他们不仅要守护传统，更要思考如何让古老技艺适应新时代，这种转型体现了传承人的文化自觉。
“传承人+编导”的协同创作模式在这些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釉色伊人》复原了青花瓷从揉泥、拉坯到施釉、烧制的全套工艺流程，这种细节的准确呈现离不开传承人的专业把关。《我的归途有风》将川菜非遗美食的制作过程与现代都市白领的人生转折巧妙结合，既保证了技艺展示的专业性，又增强了故事的戏剧张力。这种协同创作不是简单的分工，而是文化真实性与艺术表现力的有机融合。传承人确保技艺细节的准确性，编导则将这些元素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在相互学习中达成文化传承与创新表达的平衡。
2．文化场景的真实性营造。非遗微短剧的文化场景营造需要在日常生活的自然流露与传统仪式的庄重展现之间寻找平衡点。生活化场景强调非遗在当代社会中的活态存在，让技艺回归其产生和存续的日常语境。这种日常化呈现打破了非遗作为“文化遗产”的距离感，使其重新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化现象。仪式化展演则保留了非遗的神圣属性和文化规范，维护着技艺传承的严肃性和系统性。两者的平衡不是简单的并置，而是需要在叙事逻辑中找到内在的连接点。微短剧通过场景转换和空间设计，让观众在两种文化体验之间流动，既能感受非遗的亲切可及，又能体会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地方场景与方言的视听呈现构成了非遗地方性表达的核心要素。真实的地方场景不仅提供了视觉上的地理标识，更营造了特定的文化氛围和情感基调。建筑形态、街巷格局、自然景观都是地方文化的物质载体，它们与非遗技艺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声音标识，承载着特定地域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和集体记忆。萨丕尔认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世界观的体现。方言中蕴含的独特表达方式、语调节奏、词汇系统都是地方文化密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实际创作中，方言使用面临着传播广度与文化深度的矛盾。过度使用方言可能造成理解障碍，影响作品的传播效果。完全弃用方言则会削弱作品的地方特色，使非遗失去其文化根基。因此采用“普通话为主、方言点缀”的策略，在关键的情感爆发点或文化阐释时刻适度运用方言，既保证了传播的可及性，又保留了文化的独特性。
三、从地方到国家：非遗微短剧的文化空间构建
公共记忆建构与文化空间再造是从微观到宏观的递进过程。非遗微短剧通过数字传播，推动地方记忆系统性转化为公共记忆，实现文化空间多层次重构：激活地方记忆使其成为公共资源，扩展区域认同打破地理限制，呈现文化多样性形成国家叙事。从社区到区域再到国家，各层级文化空间在数字传播中获得新意义，构建立体化公共文化体系。
1．激活地方记忆。地方集体记忆在数字媒介的介入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微短剧通过影像叙事将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记忆碎片重新拼接，使原本依靠口述和身体实践传承的地方记忆获得了可视化、可复现的数字形态。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集体记忆需要社会框架的支撑才能维系和延续。在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强、社区结构松散的背景下，数字媒介成为新的记忆框架。非遗微短剧不仅记录了技艺本身，更重要的是捕捉了围绕技艺形成的生活方式、情感联系和价值观念。当观众通过屏幕看到熟悉的街巷、听到久违的乡音、重温儿时的场景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产生共鸣，激活了潜藏的情感认同，使地方记忆从沉睡状态被唤醒。数字化并非简单的技术转换，而是一种文化重构，它让模糊的记忆重新清晰，让断裂的传统重新连接。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让地方记忆突破了地理边界的限制，身处异乡的游子、迁徙他处的移民都能通过微短剧重新接入故乡的记忆网络。
数字叙事作为连接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中介，正在推动观众从被动的符号消费转向主动的实践参与。传统文化传播模式中，观众往往处于接收端，很少有机会参与文化的生产和再创造。微短剧的互动性和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改变了这种单向度关系。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大量二次创作内容，观众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和传播非遗文化。这种参与不是表层的模仿，而是深度的文化实践。年轻人开始向传承人拜师学艺，城市居民专程前往非遗原产地体验，网络社群围绕特定非遗项目形成学习共同体。从符号消费到实践参与的转化，意味着非遗不再是被动保护的对象，而成为活态传承的文化实践。这种转化的关键在于数字叙事提供了低门槛的参与通道，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从而实现了文化民主化的可能。
2．扩展区域认同。跨地域的文化符号识别构成了非遗从地方性存在向区域性认同扩展的关键机制。非遗微短剧通过视觉符号的提炼和叙事策略的运用，使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元素获得了更广泛的识别度。文化符号的意义生成依赖于共享的文化符码和解码过程，微短剧恰好提供了这种共享的解码框架，将复杂的地方性文化简化为可识别的视觉符号和叙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微短剧在保留文化特殊性的同时，挖掘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内核。技艺传承中的代际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手工艺人的匠心坚守，这些主题超越了地域限制，引发了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共鸣。跨地域识别不是文化的同质化，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共通性。当来自不同地区的观众都能在非遗故事中找到情感投射点时，地方性文化就具备了区域影响力。这种识别还带动了文化比较和文化对话，不同地区的非遗项目在微短剧平台上形成了互文关系，观众开始关注自己家乡的类似非遗，形成了文化认同的连锁效应。
区域非遗IP的品牌化运营标志着非遗保护从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的战略转型。IP概念的引入改变了非遗的价值实现方式，使其从单纯的文化遗产转变为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资产。非遗IP的品牌化不是简单的商业包装，而是系统性的价值重塑过程。首先是内容矩阵的构建，围绕核心非遗项目开发系列微短剧，形成持续的内容输出能力。其次是跨媒介的联动运营，微短剧与直播、短视频、图文等多种形式协同传播，扩大IP影响力。再次是产业链的延伸开发，从影视内容到文创产品、从线上传播到线下体验，构建完整的商业闭环。通过品牌化运营，非遗从地方性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探索出了新路径。
3．呈现文化多样性。微短剧群像式的文化图景展现了中国非遗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同于单一视角的宏大叙事，非遗微短剧通过多元主体、多重场域、多样形态的并置呈现，构建起一幅立体的文化版图。从技艺类型看，既有景德镇陶瓷、苏绣等工艺美术类非遗，也有川菜、武夷岩茶等饮食类非遗，还有西安鼓乐、京剧脸谱等表演艺术类非遗。这种类型的多样性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不同领域的创造力。从地域分布看，南方的蟳埔女簪花与北方的查干湖冬捕、东部的苏绣与西部的西安鼓乐，构成了跨越山河的文化对话。
民族认同需要通过文化符号的共享来建构。非遗微短剧恰好提供了这种共享的平台，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同一媒介空间中相遇。群像式呈现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的并列展示，而在于文化间的互动与对话。观众在观看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非遗微短剧时，开始意识到中华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与外在多样性。这种认识超越了单一地方的局限，形成了对文化整体性的理解。微短剧的算法推荐机制也在无形中促进了这种跨文化体验，观看了景德镇陶瓷的观众可能被推荐博山琉璃的内容，关注了川菜制作的用户可能接触到徽菜文化。这种技术驱动的文化流动打破了地理阻隔，使文化多样性从抽象概念变成了可感知的日常体验。
地方性累积形成的国家叙事体现了从文化个体到文化整体的意义生成过程。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承载着特定地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当这些地方性叙事在微短剧平台上汇聚时，它们共同编织出了中华文化的宏大图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理念，在非遗微短剧的传播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这种从特殊到普遍的意义提升，使地方性文化获得了国家认同的基础。地方性的累积不是机械叠加，而是有机整合。不同地方的非遗故事相互映照、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通过微短剧这一大众媒介，原本分散的地方记忆被整合进国家文化记忆之中，形成了新时代的文化共同体意识。这种从地方到国家的文化建构路径，为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作者史册系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亭卓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传媒》2025年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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